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4篇

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4篇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数据　一、数据简介儒家，又称孔孟思想，为历代儒客尊崇，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

　一、数据简介 儒家，又称孔孟思想，为历代儒客尊崇，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

　自战国时利用夫子曲阜故居设立第一座孔庙，尔后汉初刘邦以皇帝之尊驾临亲祭，表明尊孔的姿态，此后约两千年间， 孔庙发展到遍及中国各地以及东亚诸多地区，成为孔子思想的具体化身，不仅深深嵌入国家制度、民族记忆，还生生不息地活在人间世界。又，自唐代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继而 “庙学合一”制度在全国推广、铺展， 到明清时期全国各府州县均设立各级官学并伴建孔庙，同时一些 书院、社学、私塾也设庙供奉孔子，这种 将教学、考试与祭孔、拜孔联结缠绕在一起的做法，成为中国步入现代之前的一项基本国情，也构成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醒目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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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

　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意义 儒家思想从春秋战国萌生以来，辗转流传了几千年。并作为无数帝王治国依据的核心，以仁爱为本的儒家思想治国，最终都迎来了较好的盛世局面。比如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迎来了汉朝最强大的时期。唐宋时期虽然兵力悬殊，但是文人辈出，也是受到了儒家学风的积极影响。孔子提出的君臣以礼相待，也成为了

　历代君王的道德约束标准。唐太宗礼贤下士，魏征多次以死相谏却没有得到怪罪，表面反映的是唐太宗的帝王胸襟，其背后的深层因素，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精神影响。

　当然，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儒家思想受到封建环境的限制，有些理论也是很受限的。比如孔子认为男尊女卑，曾经提出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言论。言下之意就是贬低女性的地位。再比如，孔子认为君贵民轻的思想，与人人平等的核心理论相违背，这都是受到了大环境影响所致。但是不得不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思想的萌生。为之后封建社会的覆灭，打造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发展至今，俨然成为了中国极具特色的文化思想，在无论是古今，儒家思想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时刻影响着我们。

　儒家思想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 1 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 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 4 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 6 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 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 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

　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 500 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 5 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篇三：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

　李土丽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同时期人们对儒家文化的解读有所不同，但是儒家文化却因其富有深刻的内涵与意义而代代相传，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正如 “ 文城 ” 一样，虽然 “ 这座城是不存在的，但所有故事都跟它有关系 ”[1] 。在《文城》这部小说中，余华塑造了一个个能够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人物形象，他们虽不完美，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阐释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余华把儒家文化精神融进了他们的血液中。本文将剖开《文城》的外壳，根据小说中人物的所言所行，探究小说中的仁爱精神、奋斗精神、伦理精神，深入挖掘小说中的儒家文化精神。

　以仁为先的仁爱精神 儒家把 “ 仁 ” 作为最高的道德范畴，其核心是强调 “ 爱人 ” ，即仁者应该关心、爱护、尊重、帮助他人，并且能做到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在《文城》中，余华赋予了陈永良夫妇等人“仁爱”的具体含义。

　林祥福是一个倔强而又专一的人，当妻子小美生下孩子离开后，他便独自一人背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林百家踏上了寻妻之路，挨家挨户地为女儿乞讨奶水。后来到达溪镇，尽管当时的溪镇刚经历过龙卷风的袭击，小镇比较破败，但当林百家

　因饥饿啼哭时，溪镇人总会友善地将林祥福和林百家带到正在哺乳期的女人家中。溪镇人带给林祥福的第一印象是友善，而陈永良夫妇则是林祥福在溪镇遇到的最友善的人，在这户人家里，林祥福感觉无比温馨。陈永良的妻子“把女孩抱到胸口”，“摘下女孩的绸缎帽子，不断凑到女孩的头发上闻一闻”，而“陈永良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妻子”。那一刻，使林祥福这个抱着女儿四处奔波，许久没感受到家庭温暖的男人产生了“自己倘若遭遇不测，把女儿留在这户人家”的想法。林祥福莫名地对这个家庭和这对夫妇产生了强烈的好感。陈永良在与林祥福攀谈的过程中得知，林祥福是从北方来的，目前正在四处漂泊，陈永良夫妻二人热情地挽留林祥福，甚至在林祥福去而復返时，将林祥福与林百家留在自己家中，李美莲主动给林百家喂奶，夜里也尽心尽力地照顾林百家，将林百家视如己出。陈永良夫妇二人能给予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一种莫大的善意，其善良和仁爱显而易见[2]。

　最终林祥福 在那场雪灾后留了下来，成为陈永良家中的一分子。陈永良夫妇与林祥福、林百家就如同家人一般，相互照应、互相关心。在林祥福看来，李美莲就是“孩子的妈”。当陈永良和林祥福合伙开了木器社后，陈永良的妻子李美莲便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照看孩子。她尽心尽力地照顾林百家，对林百家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还要用心。在得知林百家

　被土匪掳走后，甚至让自己的大儿子陈耀武去把林百家换回来，她害怕林百家被“拉风箱”，一辈子抬不起头。她并非不心疼自己的儿子，也并非不知道陈耀武跟着土匪走了以后可能会遭遇什么，但是在她心里，三个孩子已经没有亲生与非亲生之别，都是自家的孩子，但儿子她有两个，女儿却只有一个，她的这种想法也得到了陈永良的支持。事实上，在陈耀武跟着土匪走了以后，李美莲夜夜失眠，夫妻二人常常在夜里叹息、惊醒，在陈耀武回来的时候，李美莲“哭成了一个泪人，手里捏着的手帕好像也在掉着泪水”，陈永良同样也泪流满面，但是夫妻二人都不后悔让陈耀武把林百家换回来，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陈永良夫妇做到了儒家文化精神中的“仁者，爱人”，也做到了儒家文化精神中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在小说中，除了陈永良夫妇，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 “ 和尚 ”母亲等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地体 现出一些 “ 仁爱 ” 精神。例如顾益民帮助陈永良在溪镇安家，给陈永良安排工作；自主组织民众祭拜苍天以期雪灾结束；组织民团抵御土匪等，尽管其身上有缺陷，却也表现出来“为富，为仁”的一面。而土匪“和尚”的母亲，在“和尚”把被割了一只耳朵的陈耀武带回家时，给陈耀武吃食，在陈耀武发烧的时候细心照顾并在他手腕上系红绳以期菩萨保佑，并在陈耀武走的时候还为他准备干粮等，这些细节描写也彰显出了这一时期普通老百

　姓内心的善良和仁爱。

　“ 仁 ” 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对于《文城》中这些处于混乱时代中的小人物 来说，很多事情不是他们能选择和控制的，但是在纷扰繁杂的社会中用一种友善、仁爱的态度对待他人，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同时也是 “ 仁 ” 在小说中的体现 [3] 。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周易》有云：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中，儒家思想体系中也对其有深刻的反映，如“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突出了奋斗精神对学习的重要性。在小说《文城》中，林祥福则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文城》中，出身于 富裕人家的林祥福，五岁丧父，但是父亲却给他留下了四百多亩田地和拥有六间房的宅院，有 不仅如此，其祖上还一直积累黄金，至其时已有 7 17 根大金条和 3 3 根小金条，这丰厚的家产无疑可以让他往后的生活衣食无忧，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在万贯家财中，反而靠着自己的勤奋踏踏实实地生活。林祥福身上有着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十三岁那年开始跟随管家田大下地视察，像他家佃农一样一双泥腿在田埂上走来

　走去，有时会与田大一起跨入水田”。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坐到母亲的织布机前阅读父亲给他留下的一百多册线装书籍，甚至去邻村邻乡的木匠师傅那里拜师学艺，在木匠师傅那里吃住一两个月是常事，为了做木工废寝忘食。

　但是母亲的去世、小美的离开接连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小美第一次离开时取走了林家祖上积攒下来的 7 根大金条和 1根小金条，这沉重地打击了年轻的林祥福，“他的哭声比婴儿的哭声还要漫长，然后像是一个受了欺负的孩子去寻找父母一样，在冷清的月光里走到父母的坟前，跪在地上，有时高声喊叫，有时哽咽说不出话来”，自此林祥福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但是消沉一段时间后他想起了母亲的话“纵有万贯家产在手，不如有一薄技在身”。于是，他开始努力精进自己的木工技艺，继续学习，并且还在“麦收前一个月”，计划跟着媒婆去相亲，继续自己的生活。但小美大着肚子回来又打破了他原本的计划，为了让林家有传人，他重新接纳小美，但没想到小美生下孩子后再次离开，为了孩子有母亲，为了找回妻子，这个淳朴善良的北方男子将家产抵押后，把未满周岁的女儿“放在胸前棉兜里”，一路向南而行，寻找小美和阿强口中那虚无缥缈的“文城”[4]。

　但一路的奔波并没有磨掉林祥福身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陈永良的挽留下留在溪镇的林祥福，很快便与陈永良合开了木器社，将自己以往学到的木工知识运用起来，因此木器

　社风生水起 。而在林百家十岁的时候，“林祥福已经拥有万亩荡一千多亩田地”，这个背井离乡的北方农民，对土地有很深的依恋之情，他用自己带来的钱和自己在溪镇奋斗积攒下来的钱购买土地，即使是在战乱不止、匪祸泛滥的时期，他也依旧收购万亩荡的土地，因为他能在如今“破败的景象里看出万亩荡此前的富裕昌盛”，也坚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林祥福自强不息的精神，让他不管是在家乡还是在溪镇，都衣食无忧，生活富裕。在自己家乡的时候，林祥福就没有依靠祖上留下的家业浑浑噩噩度日，在经历了家庭和爱情的打击后，也没有消沉，而是继续精进自己的技艺，坚持学习；在定居溪镇后，依靠自己的手艺致富。他有中国农民身上淳朴、善良、勤劳等品格，也有自强不息、不轻言放弃的顽强意志。

　不仅林祥福，陈永良夫妇也有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陈永良为了养活妻儿，什么活都干，李美莲为了能跟得上丈夫的步伐，挑着一副担子在后面小跑追赶， “ 她喘气的声音就像拉动的风箱声 ” 。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身上若没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怎会有后面安定、温馨的幸福生活？ 相互尊重的伦理精神 儒家文化中，伦理关系是明确上下尊卑、维护等级制度的一

　种方式。在《文城》中，也有伦理关系的体现，但是在余华的淬炼下，这种伦理关系有了新的现代意义。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颁令“废除跪拜礼改为鞠躬、握手礼”，取消老爷、大人的稱谓，代之以先生或君。可以说带有现代意义的伦理关系，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余华在小说中便传达了这样一种带有现代意义的伦理精神。

　林祥福出生于一个富裕人家，当田东贵带着五个儿子逃荒来到林祥福家时，林祥福的父亲让他们住进了和林家宅院后门相连的两间茅屋，此后田大成了林家的管家，另外四兄弟则帮忙收租与做一些杂活。田大是林家的管家，林祥福是少爷，两者应当是有尊卑关系的，但是在小说中，林祥福却对田家人非常友好，对田大也十分尊重。当田东贵被冰雹砸死，田家五兄弟打算将其草草掩埋时，林祥福却让他们先抬回家去，清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再由他做出棺材下葬。而在林祥福准备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踏上寻找妻子小美的旅途时，他将家中的宅子托给田大，嘱咐他若自己客死他乡，房屋就归他们兄弟所有。

　田氏兄弟也并非忘恩负义之徒，也没辜负林祥福的托付。作为一个家仆，被少爷如此对待，可以说已经给予了自己很大的尊重。小说中的田大两次寻主，第一次是林祥福在溪镇稳定后给田大写了一封信，田大收到信后便赶往溪镇，其间准

　备了五双草鞋，穿坏了四双以后便把最后一双挂在了脖子上，要等见到少爷再穿，他光着脚，拄着树枝，拿着破碗一路乞讨到溪镇，所以当林祥福看见他时，一时之间竟认不出，但就是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田大，却给林祥福带来了房契和两条“小黄鱼”，即使是自己一路乞讨也不曾动过林祥福的钱。第一次寻到主后，田大离开时还拜托了陈永良和李美莲照顾好他们的少爷，但是主仆二人也没想到，一句“少爷，您早点回来”便是永别。田大第二次寻主是在第一次寻主的十年后，因林祥福一封写着想回家，让田氏兄弟来接他回去的信，病重的田大坚持跟着弟弟来接少爷回家，但是“中医给了八服药”，药没吃完田大便死了。

　小说中的田大对林祥福是忠，但却不是愚忠，如果没有林祥福一家的收留，没有林祥福的尊重与坦诚以待，也换不来田大对林祥福的忠。林祥福把家中的一切托付给田家兄弟，是对他们的信任与尊重，他的信任与尊重也赢得了田家兄弟的尊敬，虽然林祥福承诺田地里的收成归五兄弟所有，等他回家以后将房屋和田地还给他就行，但是田家兄弟来接林祥福回家的时候，却带来了“十多年来田地收成”换算成的银票。

　如果说林祥福与田家兄弟之间的互相尊重是带有一定等级的话，那林 祥福与陈永良的相处则要平等得多。陈永良与林祥福互相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家人，两人合作开木器社、住相连的房子、遇匪乱时互相托孤、分家后对田地的分配，都

　显示了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小说中两人分家前饮酒畅谈，林祥福将自己的身世向陈永良全盘托出，自此，林祥福将自己的内心全部打开。小说通过林祥福与田大、林祥福与陈永良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相互尊重的儒家伦理精神，无论是主仆之间还是平级之间，都能做到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形成和谐的局面。

　余华将儒家文化精神融入《文城》中，这些儒家文化精神带来的温情中和了小说中的暴力、残忍和血腥，调 和了这部小说的黑暗与鲜血、悲情与绝望，实现了既有传统性也有先锋性的创新。余华对儒家文化精神的研究，展示了《文城》温情的一面，是我们理解作品主旨的另一个切入口。

　参考文献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2]樊红玉.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文化精神研究[D].喀什：喀什大学，2022. [3]高玉，肖蔚.论《文城》中的暴力叙事[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05）：90-99. [4]丁帆.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J].小说评论，2022（02）：4-14. 【基金项目】2 2022 年湛江科技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 ZLGC202250 ）；2 2022 年湛江科技学院校级项目：

　“ 品

　牌 提 升 计 划 ” 课 程 思 政 示 范 课 程 《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 PPJH202217YLKC ）。

篇四：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几千年来源远流长，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我国的文化创作中。在现当代小说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光芒。沈从文作为 20 世纪颇负盛名的乡土作家，以其笔下的美好“湘西”世界与“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牧歌情调构筑起独有的艺术世界，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中描绘的灵动秀丽的湘西自然风光、淳朴美好的风土人情、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善良真挚的人性光辉，无一不牵动着读者的心弦，此外，沈从文作品中折射出来的儒家传统文化内涵，更是维系着无数中国读者情感的“根”。正是因为其作品有“根”，才能深入人心，使得千千万万的读者们产生共鸣，这便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共有的文化情感所带来的情感共振。沈从文的作品蕴蓄深厚，温柔隽永，与其作品中体现的儒家文化意识是分 不开的。

　一、中和的美学思想 “中和”一词始见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中“中”是指处在万事万物的中间，不偏不倚，而“和”是指感情的抒发需要有所节制，从而达到一种和谐、顺遂的意境。通过对沈从文先生不同时期作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文学创作逐渐呈现出明显的中和倾向。

　儒家诗学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求作者在情感的表达上不可过于强烈，要做到委婉含蓄。在沈从文创作的早期，受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特别是郁达夫作品的影响，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直抒胸臆的苦闷。到达上海后，作品则表现出对原始边地、自然情欲、奇闻逸事的追求以及对都市生活的鄙夷。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沈从文的创作风格逐渐变得温柔敦厚、内敛含蓄，表现出了儒家诗学的中和倾向。性爱主题作为其创作题材的重要构成部分，从《柏子》《龙朱》中男女情欲的放纵，到《边城》《长河》中通过情歌传唱等委婉内敛的方式来示爱，体现了其创作风格由大胆直露到温和含蓄的转变，也在无意中让读者感受到儒家诗学温文尔雅、意蕴绵长的审美感受。

　《边城》写的是爱情故事，却全然没有情欲的描写，有的是男女主人公心灵的试探和交流，让人深深沉浸在这种无邪、含蓄的美好之中。当翠翠陷入爱情时，作者紧扣她十五岁淳朴农家少女的特点，描绘出一幅无邪的少女沉思图。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太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目。祖父问：“翠翠，你在想什么？”她便带着含羞的情绪，轻轻说：“看水鸭子打架......”同时自己也就在心里作答：“我想得很远很远，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是在想些什么。在描写主人公陷入爱情的心理活动时，通过主人公的神态、语言来揭露人物的心理而并不替主人公说出，不仅显示了作者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技巧的高明，也体现出儒家美学所提倡的中和含蓄。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入进去，突出我的爱憎。”这种倾心于现象描写，而并不轻易融入自我情感和判断标准的创作思想，是保持作品中情感适中的重要因素。

　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看，在早期创作之中，沈从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追求一个“奇”字，或从人物生存环境的奇异神秘来营造“奇”的氛围，或从人物语言行动中塑造其形象之奇，即使是普通而平凡的人，也能够通过安排一些曲折离奇的机遇来使其达到奇的效果，例如《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盗尸的豆腐店老板和厨子、《神巫之爱》里的非同寻常的鬼神形象、《在别一个国度里》里的山大王，等等，描述内容大多超脱现实常理，超出读者阅读的期待视野，皆能让读者感受到非同寻常、陌生新奇的阅读体验。而随着其创作脚步的不断前进，在翠翠、傩送、贵生、三三、巧秀等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所带来的温和隽永、朴素平实的感动。在《边城》中，当傩送与天保兄弟俩同时爱上了翠翠这个可爱的姑娘时，兄弟俩并没有反目成仇、针锋相对，而是通过唱山歌这种古老而浪漫的求爱方式，来争取自己心爱的姑娘，男女主人公感情真挚纯粹，却不逾越，在这种克制的爱意中更显出那种温柔绵长的独有的边城风情。作者在描述主人公悲情的遭遇时，也并不过度渲染悲伤的气愤。短篇小说《贵生》中，在金凤嫁给地主的那天晚上，当贵生听到伙计们粗野无礼地议论自己心爱的姑娘时，作者并不直接描写他的气愤、伤心与无奈，而是通过描写贵生咬唇、捏紧拳头、喝酒等动作来体现他的心情，让人直观感受到贵生的悲愤却又不直白，在克制中更觉情意的深厚，

　可谓是将“哀而不伤”的艺术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三三》中，幼年丧父的三三从小与母亲靠着碾坊一起生活，但生活却并不见悲苦，单纯可爱的三三生活中充满着浪漫和诗意，心灵纯净而童真，有心里话就到溪边找小鱼说，天热的时候坐在风凉处，天冷了就抱着小猫坐在火桶里取暖。作者以质朴明丽、含蓄温和的文笔，描摹出一幅农家少女与自然相伴相生的和谐画面，令读者感受到自然生命的宁静与美好。

　二、兼济入世的家国情怀 “君子有终身之忧”，忧患意识作为孔孟思想的基调，是无数有抱负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品格特征。他们心系苍生，心怀天下，不仅仅担忧国家的兴亡盛衰、人民的生存状况，也担忧礼乐的失传、文明的失落。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一直是鼓舞个人与民族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动力。除了忧患意识，儒家还强调君子应积极入世救世，孔子、孟子等无数儒家思想家一生都积极投身于救世济民的事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历代儒家有志之士的座右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普通民众也有责任与义务为国家的命运献出自己的力量。儒家这种兼济入世的追求，不仅培养出许多救世安民的英雄豪杰，更造就了一種深沉而浓厚的对于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从沈从文的诸多作品中，能看出他对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关注。他在《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抨击了当时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无情和残暴的镇压，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控诉和对人民的同情;在《八骏图》中揭露了上流社会虚浮伪饰的丑恶面具，并呼吁青年人的血性与抗争;《新与旧》抨击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百姓无情残酷的屠戮与压迫;《平凡故事》用一针见血的笔触揭示了当时的教育问题;在《来客》《知识》《记一个大学生》等文章中表达了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与担忧......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的对社会现实与人民群众的关注与思考，足以见得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真挚的关心与牵挂，更能够看出他渴望国家摆脱弊病顽疾而变得光明美好的深切期望。文人用笔来战，沈从文先生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抨击当前社会的不堪与黑暗，唤起人们对于正直美好的民族品格的向往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创作中透露的心声，正是儒家人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与“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的真切体现。

　在沈从文的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保留着一份社会理想，那就是“重塑民族品德”，这一社会理想始终与他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在《变变作风》中，他写道“：国家忧患那么重，国家责任那么重，如果我们不能在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这种以振兴民族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正是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的体现。

　在其文学创作中，这一社会理想主要是通过对湘西生活与都市生活的对立描写来实现的，他关于都市世界的描绘可以看成是湘西世界创作的对比与衬托。在他们笔下，都市生活大多充斥着冷漠、虚伪、罪恶、贪婪。《都市一妇人》中漂亮的将军遗孀因为怕被情人背叛竟然疯狂到让人将情人的眼睛毒瞎;《大小阮》中真诚、有理想的小阮背上了“糊涂”的骂名，而自私庸鄙的大阮却爬到上层社会;《绅士的太太》中的上流社会家庭里充满了背叛、欺骗和越轨的情感。而湘西世界却是美好、灵动、健康的。《边城》中秀丽宜人的风景、含蓄懵懂的少女、勇敢求爱的兄弟俩，让读者感受到了湘西边地生活的自在美好;《虎雏》中生性好强、富有生命力、好打抱不平的少年，让读者感受到雄强的人性之美;年轻水手柏子与妓女也能够拥有真挚热烈的感情......沈从文将边地生活与都市生活进行对比描写的目的是让读者们感受到“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和目前的堕落处”，感受到未被都市文明侵入前，人们原有的正直真挚、淳朴美好的人性，从而引发读者对于“民族品德的重塑”的重视和思考。也许这样的方式不一定是最有效、最符合社会现实的，但其构建的那个湘西边城中美好的民族精神乐园无疑在当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信心与参照。

　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在如何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儒家思想提出了“重义轻利”的明确观点。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指出君子为人处世应以义字当头，以义为重，并将义作为是否是君子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一。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指出追求利益并非可耻之事，而是人之常情，但利益必须取之有道，当利与义发生冲突之时，应该将义放在第一位，利放在第二位，以义作为取舍的价值标准，做到“见利思义”。荀子在《大略》篇中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认为人皆生而有欲，但人亦有义，“义”是人区别于草木禽兽的地方。汉代董仲舒继承孔孟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纵观儒家各个时期的学说，虽然对义的理解有所

　不同，但均将义放在利之前。“重利轻义”“见义思利”作为一种以真善美为内涵的价值观，蕴含了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尚的道德追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精神内核，也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永远值得人们继承和发扬。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浸染。《边城》里那个民风淳朴的湘西农村，处处透露着人们的“不功利”：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使是有钱人家的儿子要娶穷人家的女儿也不会遭到阻挠和人们的非议。当傩送面对金钱（碾坊）与爱情（渡船）的选择时，他坚定地选择了爱情。翠翠与爷爷生活拮据，以摆渡为生。爷爷生性豪爽，善良豁达，因收了官家的钱粮，本是义务为来往的渡客们摆渡，不肯收钱，但渡客们总要付钱给他，爷爷过意不去，便将银钱换些烟草、茶水供来往的客人使用，平素也总到河街上去请别人喝酒。而当爷爷到河街上去，“一定有许多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的一点敬意”。若是爷爷要买肉，屠夫总是会将最好的肉分给他。文中多次出现“推钱”的情节，茶峒人不以钱财为重，而以义为荣，沈从文先生对此类情节的描写，足以见得他对这种淳朴风情的喜爱和对“重义轻利”价值观的推崇。

　地主和长工常常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形象，而在短篇小说《贵生》中，沈从文笔下的主雇关系却是那样的和谐融洽：五爷要贵生做他家的长工，贵生以为做长工会受得管束，不自由，便不大愿意，借了五爷一块土地盖了一小栋房子，并以帮助五爷看守山坡作为借住地的交换。平素五爷会送贵生一点日常用品，即使生活拮据，贵生也必定在另外时候带些东西给五爷作为补偿。五爷的借地、送日用品，贵生的帮看山坡与回赠物品，主雇间的互相关照不仅展现了边地山民们热情淳朴、爽朗大方的风情，更彰显了他们有恩必报、重情重义的品质。

　沈从文将重利轻义的观点通过湘西边民们淳朴动人的日常生活故事表现出来，是如此真切动人，好似真实发生的事，让人沉浸在故事中，可以说这正是儒家“重義轻利”价值观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这不仅仅是沈从文先生对其利益观的价值传达，更是他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愿望。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心骨，是文化创作不可割断的根。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儒家文化意蕴带给读者以亲和感与民族认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意蕴表现是一个由隐及显、由浅至深、逐渐呈现的过程，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沈从文的个体文化体验都有关系。通过对沈从文作品思想内涵的研究能够更好地读懂这位“乡土文学之父”，其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意蕴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

　参考文献：

　[1]龙永干.论沈从文对儒家文化的亲和与认同[J].贵州文史丛刊，2009（2）. [2]谢树放.儒家中庸、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J].兰州大学学报，2003（5）. [3]闫文杰.沈从文作品的古典和谐美[D].陕西师范大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