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党员数量(3篇)

篇一：1970年党员数量

　　俄罗斯人口发展及现状

　　从人类诞生到现在，世界人口的发展经历了大约300多万年的漫长历史。世界人口从公元元年的3亿增长到1750年的8亿。一般认为，由于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自以1750年为起点的现代时期以来，世界人口加速增长。1830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90年为53亿，2000年为62.3亿，到2050年将突破100亿。

　　俄罗斯人口作为世界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随着世界人口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其变动趋势同世界人口相比，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人口数据资料的来源一般有三个渠道：人口普查、人口登记和人口调查。据考证，俄罗斯最早的人口调查始于1719年。当时为了掌握信仰东正教居民的情况，教会和警察局对人口进行清查，为最早的人口统计。1897年，俄国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从1719年最早的人口调查至今，俄罗斯人口的发展经历了近300年历史，总的趋势是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等条件各不相同，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719~1917年的沙俄时期，为加速增长期；1917~1991年的苏联时期，为缓慢增长期；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当代俄罗斯时期，为平缓下降期。很显然，俄国1897年以前的人口统计资料准确性不高。因此，我们把1897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俄罗斯人口发展作为分析的重点，尽可能地利用俄罗斯官方公布的可靠资料并结合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变化，阐释俄罗斯各个时期人口的演变过程。

　　一沙俄时期人口演变

　　有资料表明，18世纪欧俄部分东正教人口的结婚率为9.9‰，出生率为51‰，死亡率为37‰，自然增长率为14‰。其中城市人口的结婚率为11.7‰，出生率为60‰，死亡率为51‰，自然增长率为9‰；农村人口的结婚率为9.7‰，出生率为50‰，死亡率为36‰，自然增长率为14‰。1801～1860年，欧俄部分东正教人口的结婚率上升为10.2‰，出生率下降为50‰，死亡率下降为36‰，自然增长率为14‰（未发生变化）。其中城市人口的结婚率下降为10.6‰，出生率下降为50‰，死亡率下降为49‰，自然增长率下降为6‰；农村人口的结婚率上升为10.1‰，出生率为50‰（未发生变化），死亡率下降为35‰，自然增长率上升为15‰。

　　以上即是俄国1897年以前的人口统计资料，其准确性不高，因为缺乏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和调查情况。其一，统计的人口仅限于信仰东正教的居民；其二，统计的人口仅限于纳税

　　者或有纳税义务的男性人口；其三，未统计人口的城乡结构；其四，未统计婴儿死亡率。不过，根据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提供的资料，1858年和1897年俄国信仰东正教的居民分别占当年国内总人口的85％和84％。也就是说，以上人口统计资料虽然不完整，但却反映出当时俄国人口的基本状况。

　　1897年俄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不仅统计质量大大改善，而且人口统计数字比较接近实际。当年，俄罗斯帝国境内总人口为1.282亿，其中城市人口2010万，占16％，农村人口1.081亿，占84％。到1914年，俄罗斯帝国境内总人口达到

　　1.657亿，其中城市人口为3060万，占18％，农村人口为1.351亿，占82％。

　　这一时期，沙俄人口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主要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

　　其一，工业革命的进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始于18世纪中期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19世纪30～40年代扩展到还在农奴制统治之下的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大加速。到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81~1893年的12年间，俄国生铁产量增长160％（占世界第四位），钢产量增长59??3％，煤炭开采量增长129％，石油开采量增长147.5％（占世界第二位）。受1900～190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俄国工业在1904～1908年出现萧条，但从1909年起又开始了新的高速发展。在1909～1913年的4年间，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产值扩大了83％，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部门产值扩大了35％。这一时期，俄国生铁产量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俄国生铁产量增长64％，美国增长20％，德国增长50％）。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加速增长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其二，工业革命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由于机器的使用，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以机器制造业为例，1861～1879年，俄国机器制造工厂数量增加2倍，总产值增加6.5倍，平均产值增加8倍，工人增加3.7倍，人均产值增加1.8倍。工业革命推动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预防注射的发明和普遍应用，降低了传染疾病的发生。这样，俄国的人口死亡率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另外，俄国的工业革命还带动了农业革命。在1860～1870年的10年间，俄国的谷物出口由1.81亿卢布增加到3.6亿卢布。自19世纪末起，俄国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很显然，食物充裕为人口增长和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苏联时期人口发展

　　苏联存在70余年。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战争与饥荒、天灾与人祸也给正常的人口再生产或增殖带来巨大灾难。即苏联人口再生产时而增加，时而减少，波动较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沙俄人口损失惨重，而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等更使苏俄人口急剧减少。俄罗斯学者估计，在1917～1922年间，苏俄损失人口达1200多万，其中军人损失近80万，其余死于饥荒、疾病、恐怖事件（200多万人被迫迁居国外）。

　　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饥荒夺去了大批苏联人的生命。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初推行的旨在剥夺农民的农业集体化，导致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在1932～1933年间发生大饥荒，许多村庄空无人烟，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迄今尚无关于大饥荒造成人口减少的准确数字或完整资料。俄罗斯历史学家估计，饥荒造成的灾民达3000万，其中饿死者为300万~1000万。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仅乌克兰地区，大饥荒使600万~800万人饿死。

　　1934~1938年的大清洗使苏联人口的非自然死亡率急剧上升。在整个大清洗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遭到迫害，官方没有公布准确的数字。对此，目前有500万说、700万说和110苏联时期人口发展

　　年份总人口（亿）

　　其中占总人口的比重（％）

　　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农村人口

　　19170.9100.1550.755178319260.9270.1640.763188219391.0840.3630.721336719591.1720.6110.561524819701.2990.8060.493623819791.3740.9490.425693119891.4701.0800.390732719911.4831.0940.3897426资料来源：《俄罗斯人口》，http://www.gks.ru俄罗斯学者估计，仅1937年，苏联被镇压的共产党员就在130万以上（包括被开除出党、被判刑、被监禁、被流放和被枪决者）。1937～1938年，有68.1692万人被判处死刑；1939～1940年，被判处死刑的为4201人。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战事又起，使苏联国内人口和劳动力出现严重短缺。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共损失约2700万人口.

　　应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人口才出现明显增长（见上表）。从上表还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人口增长缓慢。1917～1991年的74年间，苏联人口净增5730万，增长63％。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0年净增人口77.25万，1980年净增67.7万，1990年净增33.29万。尽管这几年人口增幅递减，但毕竟有所增长。

　　其二，城市化进程显著。1917～1991年的74年间，苏联城市人口由1550万增加到1??094亿，年均增加约127万，年均增长率高达8??2％；苏联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也由17％上升到74％，年均增长0.76个百分点。

　　很显然，苏联时期人口发展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

　　一是20世纪20～30年代的工业化运动创造了新一代的生产力，人口和劳动力因此而过度集中。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是一个只有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因此，苏联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之后，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7年），苏联建成了6000多个大企业，并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等工业和部门。随后，工业化进程加快。1940年，苏联工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6倍多，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但苏联的工业化也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例如片面发展重工业，经济粗放发展。毫无疑问，苏联的工业化加快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进程。

　　二是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导致人口死亡率下降。1896～1897年，俄国人口预期寿命仅为30.54岁；1926～1927年，苏联人口预期寿命上升为42.93岁；1990年，苏联人口预期寿命达到69.19岁。战争结束后的1945~1959年的14年间，苏联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1960～1965年，苏联人口死亡率降至8.2‰（为历史最低点）。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人口死亡率开始上升：1970年为8.7‰，1980年

　　猛升为11‰，1990年达到11.2‰。即苏联全国总死亡人数1970年为113.12万，1980年为152.58万，1990年为165.6万。尽管如此，苏联人口死亡率总体上低于出生率，也大大低于二战和沙俄时期人口死亡率。

　　三是苏联实行的人口增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苏联时期的人口增殖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采取经济措施，如对孩子和母亲实行救济或物质帮助；颁布行政法令，如禁止流产和自由出售避孕用具。

　　三当代俄罗斯人口形势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俄罗斯人口》的数据，1992~2007年7月，俄罗斯人口形势呈现五大特点。

　　其一，总人口不断下降。1992年俄罗斯总人口为1.486734亿，1995年为1.476亿，1998年为1.463亿，2001年为1.44亿，2005年为1.435亿，2007年7月为1.42亿。

　　1992~2006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2年为-1.5‰，1995年为-5.7‰，1998年为-4.8‰，2001年为-6.6‰，2005年为-5??9‰，2006年为-4.8‰。

　　与1992年相比，2006年俄罗斯总人口减少587.34万，下降近34％。2007年1~7月，俄罗斯总人口减少19.47万，下降0.14％；与2006年同期（总人口减少38.04万，下降0.27％）相比，俄罗斯总人口降幅趋缓。

　　其二，人口分布不均匀。俄罗斯国土以乌拉尔山脉为界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即亚洲部分地广人稀，西部即欧洲部分地少人多。从沙俄直到现在，这一基本的人口布局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稍细分析，俄罗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9人，其中农村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2人；90%的人口集中在所谓的“人口稠密区”――中央区、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中部、北高加索、西西伯利亚南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78％的人口生活在欧洲部分。

　　其三，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1990年年

　　初，苏联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588.9万，约占总人口的10.8％；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986.4万，约占9.9％；0～14岁儿童人口为3403万，占23％。从老少比来看，苏联人口属于成年型结构，但从60岁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看，老龄化过程已十分明显。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有所加快。例如，1996年，俄罗斯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65.7万，占16.6％；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781.5万，占12％；0～14岁儿童人口为3134.6万，占21％。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继续加快。2001年，俄罗斯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706.5万，占18.5%；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815.9万，占12.4%；0～14岁儿童人口为2591.8万，占18%。2006年12月，俄罗斯人口老龄化进入峰值年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428万，占17%；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987.3万，占13.9%；0～14岁儿童人口为2124.5万，占14.9％。以上数据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出生率急剧下降使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银色浪潮”正在袭来，并迅速达至严重程度。

　　其四，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按照国际通用的统计口径，0～14岁的儿童人口以及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都被列为被抚养人口，也就是常说的消费人口；15～59岁或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被列为抚养人口，也就是常说的生产

　　年龄人口或工作年龄人口。按照劳动法规，俄罗斯的抚养人口界定在16岁至男59岁、女54岁之间，被抚养人口界定在0～15岁以及男60岁、女55岁以上。总体上看，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增长势头，即由1990年的8394.3万增至2006年的9032.8万，增长7.6%。同样，被抚养人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0～15岁儿童人口，其数量持续减少，即由1990年的3610.1万减至2006年的2331.7万，下降35??5％。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呈上升趋势，即由1990年的2762.1万上升至2006年的2910.9万，增长5.3％。

　　国际上一般将60岁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加上15岁以下儿童人口之和与15～59岁或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称为人口抚养比。按照劳动法规，俄罗斯人口抚养比即为男60岁、女55岁以上老年人口加上0～15岁儿童人口之和与16岁至男59岁、女5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俄罗斯人口抚养比显然发现了重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儿童人口抚养比，即从1990年的43％下降到2006年的25.8％。老年人口抚养比总的趋势是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大，即从1990年的32.9%下降到2006年的32.2％。同期，受儿童人口抚养比下降的影响，俄罗斯人口抚养比下降的幅度也很大，即由1990年的75.9%下降到2006年的58％。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减少，俄罗斯人口抚养比将继续下降。

　　一般认为，人口抚养比越大，说明被抚养人口越多，劳动力和社会负担越重；反之，人口抚养比越小，劳动力和社会负担越轻。结合俄罗斯实际，须要具体地分析俄罗斯人口抚养比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俄罗斯人口抚养比小、社会负担轻，有利于储蓄和积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则不然。俄罗斯人口抚养比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受人口持续下降的影响。此外，如果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中未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即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口、继续升学深造的人口和服兵役的人口，俄罗斯人口抚养比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证明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减轻或加重。目前，俄罗斯非正常条件下的低人口抚养比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俄罗斯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过少，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也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

　　其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人口性别结构的表示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总人口男女性别比，另一种是各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可以从各个时期、地区、行业等不同角度分析人口性别结构，最重要的是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和总人口男女性别比。一般认为，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03～107∶100、总人口男女性别比为96～106∶100都是正常的。鉴于此，俄罗斯的婴儿男女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之内，但总人口男女性别比偏低。根据俄罗斯人口资料计算，2007年7月底，俄罗斯0～4岁婴幼儿为722.3万人，其中男婴370.8万人，女婴351.5万人，男婴占51.3％，女婴占48.7%，性别比为105??4∶100。2004年，俄罗斯全国男性为6660??28万人，女性为7687.14万人，性别比为86.6∶100；2005年，俄罗斯全国男性为6616.35万人，女性为7659万人，性别比为86.3∶100。从目前的情况看，俄罗斯人口男女性别比偏低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影响俄罗斯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是：

　　一为出生率低。从世界范围来看，低生育率是人口发展的大趋势。自1972年以来，全球生育率已下降一半，即由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6个下降到2.9个。俄罗斯的情况更为严峻。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2.62个；而自独立以来，俄罗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降到了2.1个以下。例如，2005年俄罗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仅为1.287个，不想要孩子的家庭达700多万。2006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为出生率的1??6～1.8倍，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2～3倍。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到2030年俄罗斯人口将降至1亿，2075年进一步降至5000万～5500万。低生育率已被俄罗斯视为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促使生育率回升则成为俄罗斯的迫切期望。然而，由于人口行为尤其是生育行为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人口发展很难再回到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或偏高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时代。

　　二为死亡率高。从世界范围来看，低死亡率也是人口发展的大趋势。有关资料显示：1960～1975年，美国人口死亡率为9.4‰，英国11.7‰，澳大利亚8.1‰；1990年，美、英、澳三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下降至8.6‰、11.2‰和7‰；1995年，全世界人口死亡率为9‰。而俄罗斯的情况则相反，即俄罗斯人口死亡率由1970年的8.7‰上升至2005年的15.3‰。也可以说，同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人口死亡率呈上升态势，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世界平均值，且位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首。如上所述，俄罗斯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则必然导致人口的负自然增长。同样，高死亡率也已被俄罗斯视为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促使死亡率回落也是俄罗斯的迫切期望。然而，由于国内外局势还有新的变数，俄罗斯在短期内很难降低人口死亡率。

　　四结束语

　　人口安全已经成为全球性、长期性和综合性问题，不仅存在于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像俄罗斯这样的“追赶型”国家。所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是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威胁或生存大挑战，而发达国家和俄罗斯所面临的却是人口减少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例如，人口安全问题不仅成为俄罗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而且也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安全。这是当代俄罗斯国情中之基本国情，困难中之最大困难。

　　首先，俄罗斯人口与其国力不成比例。如前所述，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已跨入大国行列的俄罗斯帝国的人口达到1.282亿，占世界人口的8％。苏联时斯，其人口数量曾一度居世界第三位。然而，相对于自身领土而言，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都曾是人口小国，其人口密度很低，这一基本的格局百年间几乎没有大的改变。

　　就领土而言，当代俄罗斯领土面积为1707.5万平方公里，可谓世界领土最大国家。就经济发展而言，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好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不断上升，逐渐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但就人口发展而言，苏联解体后尤其自1993年以来，俄罗斯的总人口连年下降，截至2007年7月降至1??42亿，仅排在世界第8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9人，与世界领土面积第一的称号极不相称。不过，俄罗斯的领土比俄罗斯帝国或苏联减少约1?N4，人口密度略有提高，但仍很低。现在，俄罗斯总人口大约相当于世界人口的2??5%，与100年前相比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扭转俄罗斯人口下降趋势并非易事。应该说，目前俄罗斯出现的第四次人口下降要比前三次人口下降更为严重。前三次人口下降主要是因剧烈的社会动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和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所致，而目前的人口下降主要受人口行为变化的影响（由此而导致出生率超低和死亡率过高）。因此，俄罗斯现在要改变人口减少的不利局势则比前

　　三次困难得多，显然不能指望依靠人口自然增长来恢复居民数量。

　　再次，俄罗斯在人口动态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保持人口增幅递减趋势的内在力量不可低估。这种力量不仅导致人口再生产具有重复性，而且会使以往的人口发展态势影响久远、波及数代人。因此，俄罗斯人口的减少具有持久性

篇二：1970年党员数量

　　清华大学发展历史

　　清末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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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学校

　　1909年游美学务处在北京设立，同时开始筹建附设肄业馆，总办周自齐，招考第一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录取梅贻琦等。1910年招考第二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录取竺可桢、赵元任等。1911年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并首次开学，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

　　1912年更名为

　　清华学校，裁撤游美学务处；唐国安担任首任校长，周诒春为教务长，在校生约500人，教员30余人，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培养“领袖人才”。

　　1914年10月，美国建筑师墨菲与丹纳为学校指定校园规划，布置留美预备学校和综合大学。1916年至1920年，建成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等早期建筑。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城内十多所学校示威游行。清华学生组织演讲、会见公使、致电巴黎和会。9日，校内挂半旗，全体同学在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并焚烧校内日货。

　　1924年5月，曹云祥成为正式校长，在任6年中，清华学术得到空前发展。[3]

　　1925年春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导师。从派遣留学逐步转为培养本国人才，始创四年制本科教育，分文、理、法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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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清华大学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掌控北京后，任命罗家伦为校长，易名“国立清华大学”，任职期间，罗家伦对学校组织结构大加整改，延请了蒋廷黻，张奚若、萧公权，冯友兰、张子高等几十位著名教授。

　　1929年4月，罗家伦因查出清华基金帐目亏空，要求改革，与清华大学董事会发生矛盾，提出辞职。

　　1930年5月20日，学生代表大会驱逐罗家伦校长，后阎锡山所任乔万选遭学生护校纠察队阻挡。1931年，教育部所任校长吴南轩独揽大权、蔑视教授人格，携印入城，断绝学校资金并暗示武力解决，学生护校委员会和教授会迫使教育部将其撤职。10月14日，任命梅贻琦为校长，其在任17年中，对学校建设贡献巨大，确定了清华著名学府地位。[4]

　　1932年设工学院，1933年开始招考留美公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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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合大学

　　1936年春，清华大学决定在湖南筹设分校。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主席何健商洽。何健对清华在湘设分校表示欢迎，并希望首先

　　筹设农学院。清华大学为稳妥起见，表示拟先设农业研究所，然后逐步改为农学院。关于校址，原拟购圣经大学旧址，后因索价60万，清华无力承担，而由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何健与梅贻琦代表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设备、图书，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非常重要的教学设备，为保证联大正常的教学以及有限的科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0月25日，临大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临大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4个学院17个学系。截止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

　　临大初期，清华计划利用原来在长沙岳麓山南为特种研究所修的建筑，做暂时驻扎的打算。但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吟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男同学二百余人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沫雨，行程全程3200多里，其中徒步26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时年4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由临大抵昆明入学的学生有993人，其中清华学生481人，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National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校名中去掉“临时”二字，表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5]

　　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设农学院。

　　建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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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1949年后，校长梅贻琦等人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清华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更名“清华大学”。

　　1949年1月10日，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清华，5月4日，成立以叶企孙为主席的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7月，新政协筹委会征求国旗、国徽、国歌，次年6月，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召集组建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设计方案最终被采用。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航空等院系被迫割离该校而划归北京大学等校，同时吸收国内其他高校的工科院系，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1952年11月，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办学道路，在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人才方面成绩卓著；他提出“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口号，激励清华人至今。

　　1952年，清华着手进行“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教学改革，按计划培养技术人才，从学分制转为学年制，学制延长，建立教学大纲，翻译大量苏联教材，加强基础课，聘请苏联专家讲学。

　　1957年至1958年春的反右斗争中，清华571人被划右派。清华逐渐形成了“又红又专”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特色，从1953年起率先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让优秀学生党员“双肩挑”（专业学习和政治工作），延续至今。当时的清华被称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1958年后，开展教育领域“大跃进”，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勤工俭学、教育支援农业，清华师生承担了密云水库、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实践工作。

　　文革十年

　　文革时期，清华大学作为文革红卫兵运动的重要摇篮，始终处于漩涡中心，在此期间学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1966年12月19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授意，一统清华“文革”的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为第一把手。12月25日，5000多师生开展“反刘少奇、邓小平”游行，即“一二·二五大行动”。1967年4月10日，召开旨在揭露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

　　1967年4月14日，因对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分歧，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队”(“414派”或“四派”)，矛盾日益激

　　烈。5月29日晚，“414派”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四一四总部”，与“团派”正式对立。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两派矛盾膨胀。4月23日至7月27日，两派之间爆发“百日大武斗”，动用棍棒、土枪、土炮、剧毒弓箭、地雷、手榴弹、半自动步枪、燃烧瓶、土坦克等，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占与争夺；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

　　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团派”袭击工宣队工人，导致5人被杀、731人受伤，震动北京城，史称“七二七事件”，直接导致毛泽东终止全国群众武斗。

　　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信给毛泽东，斥责清华一二把手迟群、谢静宜飞扬跋扈。这被毛泽东看做“文革”翻案，加以批评，后演变为“教育革命大辩论”。12月，演变为全国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数十万群众和机关干部前来清华“学习”、“参观”，教学工作瘫痪，贴出十万多份大字报。[4]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16日，中共北京市委整顿学校。次年4月29日，刘达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开始整顿领导班子、纠正冤假错案、改善教职工队伍结构，不久后取消革委会。

　　改革开放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清华大学逐步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招收研究生，恢复教学、科研能力，到1982年，在校学生数量超过8800人。

　　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并逐步恢复了文理、经管、社科等学科。

　　1984年设立研究生院，成立经济管理学院。

　　1985年复建理学院，建立继续教育学院。1988年成立建筑学院。

　　1993年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94年成立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同年，清华大学国家CIMS工程中心（NationalCIMS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获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的大学领先奖。

　　1996年，列入首批”211工程“，同年成立机械工程学院。

　　1999年，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恢复建立法学院。[6]

　　同年，学校被列入首批”985工程“。

　　2000年成立土木水利学院，成立公共管理学院。

　　2001年成立医学院。2002年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年成立航天航空学院。

　　2006年，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办学，成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2008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年成立生命科学学院。

　　2011年成立环境学院；建校100周年[7]，两岸清华（清华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百年校庆”的相关活动。[8]

　　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并入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2013年，成立材料学院。

篇三：1970年党员数量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人口总量适度增长结构明显改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28亿，占世界人口的20%、亚洲人口的33%。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新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

　　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致使人们开始不断进行反思，但在究竟如何对待的问题上仍存在着很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在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行动。因此，以上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建国后人口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4、人口有控制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人口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5、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6、人口平稳增长阶段（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13年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情况

　　人口再生产类型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结合而形成的人口再生产的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由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发展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过渡型，然后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转化的过程。

　　1、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

　　六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许多恶性传染病得到控制，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同时，社会的安定也给生育提供了较好的环境，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导致了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转变——由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进入了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横跨了建国以来人口增长的前三个阶段、两次生育高峰期。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出生率开始不断下降，死亡率继续稳定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又出现了新的转变。这一阶段，人口死亡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1971年的7.3‰逐步降低到1977年的6.9‰以后，死亡率一直保持在7‰以下的水平。人口出生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30‰左右，到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20‰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生率继续降低，到2008年已降到12.1‰。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口就开始了向现代型的转变。到目前为至，中国人口已完成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第二次重大转变，进入到现代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2、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特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建国以来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重大转变，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发生的。特别是由过渡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并非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速度快、周期短，是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显著特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死亡率和生育水平的缓慢下降而逐步实现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然转变过程。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52年的17‰，其后仅用了5年的时间便迅速下降到1957年的10.8‰，这一速度大大快于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看，1949年，仅为35岁，1957年达到57岁，1981年又上升到68岁。在3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第二次转变，表现为生育水平由高到低的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转变同样体现了速度快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一直较高，1949至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为33.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育水平开始迅速下降，1972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5.0以下，到1977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3.0以下，出生率下降到20‰以下。上世纪末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之快，从人口学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人口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11日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在过去30年少生的4亿多人虽然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但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约2亿人。21世纪的中国依然面临人口总量所带来的严峻挑战，需要持续稳定的人口控制政策。

　　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30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后，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人口素质、结构等问题也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对新时期人口数量调控产生重大影响。

　　课题组专家研究认为，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和14．5亿，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左右。

　　研究还表明，中国的人口素质并没有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而提高，已成为影响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中国年患病人次数超过50亿，艾滋病等威胁人民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还有蔓延之势；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数仅为545人……“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报告说。

　　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报告预测，本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平均每3到4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影响日益显现，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

　　报告明确了新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口素质明显提高；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左右，之后人口总量缓慢下降。

　　报告建议中国重点加强四个方面的投入，包括对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投入，对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的投入，对优化人居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的投入，以及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投入。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延伸阅读

　　中国少生四亿多人拆除“人口爆炸”引信

　　中国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而且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男多女少使婚姻挤压问题凸现

　　2005年以后，中国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难，其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更为严重。到2020年，20岁－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全国累计近1亿独生子女

　　2005年－2020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同时，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后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计生事业与改革开放同步健康发展并取得重大进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人口计生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历史性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将控制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计生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199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人口发展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邓小平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计划生育被党的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新修改的《宪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指出在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中，人口是关键。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从1991年开始，中央连续15年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计生工作。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1996年—2005年）。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后，国家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积极推进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人口计生工作主要任务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

　　（三）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阶段（2006年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计生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强调了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人口发展史上的伟大跨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也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历史性转变，有效缓解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全国累计少生3亿—4亿人，使世界65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有力支持了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

　　第二，人口素质与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明显改善，群众婚育观念发生新的变化。人口增量的下降，为提高人均卫生、教育投资水平创造了条件。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不足68岁提高到72岁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8.3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宣传教育扎实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持续开展，“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等婚育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群众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下降，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上升，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美好追求蔚然成风。

　　第三，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不断深化，为国家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家从2004年开始，全面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课题调研和论证，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扎实的人口基础数据。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与发展问题调研成果转化为国家决策，生态屏障、功能区划与人口发展专题研究的核心思想与观点被吸纳到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促成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出台。人口计生信息化项目进入整合资源、深化应用、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第四，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建设全面加强，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可靠保障。30年来，人口计生工作经历了由主要依靠政策，到依靠相关法律法规，再到国家制定专门法律的规范化、法制化过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地方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初步构建了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主体，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工作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障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

　　第五，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初步建立，计划生育家庭享受到更多实惠。国家扎实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三项制度”。各地结合实际，出台了一系列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完善。人口计生工作初步实现由处罚多生为主向处罚多生与奖励少生并重转变。

　　第六，服务体系和组织网络不断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正在形成。人口计生系统从国家、省、市、县、乡到村（社区），拥有健全的行政管理、技术服务和群众自治组织相结合的网络。以县级服务站为龙头、乡（镇）中心服务站为骨干、普通乡（镇）服务站为依托、村服务室为基础、流动服务车为纽带的技术服务体系初步建立。这个网络是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可或缺的组织保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面推进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扩大到42个，遍布31个省区市，涵盖近2亿人口。

　　第七，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环境明显改观。发布《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发挥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主席国作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实施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成功举办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和世界家庭峰会，发表《长江宣言》和《三亚宣言》，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三、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人口计生工作的生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人口问题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通过广大人口计生工作者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取得的。它符合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也符合人口计生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人口众多仍然是并将长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必须毫不动摇地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完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计划或规划，有效指导人口计生工作实践，全面实现控制人口目标。

　　（二）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努力实现人口自身发展的协调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当前，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从更长的时期看，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实行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更加注重以经济手段调控人口增长，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和人文关怀，更加注重建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切实抓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各项任务，促进人口自身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科技等多种手段综合施治。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必须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部门综合治理力度，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合法的计划生育权益，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需求，帮助解决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调动群众参与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使群众真正成为计划生育的主人。

　　（四）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改革创新是推动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内涵和途径。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建立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长效工作机制。探索建立特色鲜明的人口计生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奖励扶助、“少生快富”工程和特别扶助“三项制度”，建立完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的人口计生经费投入机制，为事业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坚持以开放务实的姿态开展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树立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坚持共存、共享、共赢原则，实施主动融入战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提高整体工作水平，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争取广泛理解支持的重要途径。必须牢牢把握我国在国际人口发展事业中的战略主动权，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深入推进与国际社会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人口与发展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关注世界人口发展趋势，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促进人权事业发展，更好地发挥负责任人口大国的作用。

　　实践证明，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口计生工作几十年艰辛历程的客观选择，是人口计生全部工作的主题。党的十七大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中，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不断研究和解决人口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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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

　　所谓“曲折”，是因为我们党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和偏差；所谓“悲壮”，是因为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落实基本国策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所谓“辉煌”，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一是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阶段。20世纪50年代，面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态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

　　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计划生育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被搁置。

　　1962年，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这段时间，由于只在部分城市试点，广大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因此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人口发展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

　　1982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1984年，党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对生育政策作出了必要调整。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虽有波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

　　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2.17，接近更替水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人口是关键。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从1991年开始，中央连续15年召开座谈会，总书记、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专题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1997年后，中央陆续将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和水利等

　　工作纳入其中，更名为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明显，199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后，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积极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

　　2000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地方条例的修订实施，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的阶段。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各级人口计生部门也顺利实现了更名，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

　　“九五”和“十五”期间，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

　　三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阶段。2006年12月22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决定》的颁布表明，做好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大事记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30年来让我国少出生了4亿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党中央、国务院从国情出发，确定实行自觉调控人口的战略。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在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可概括为两个时期、八个阶段：

　　两个时期：1、降低生育水平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2、稳定低生育水平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中叶。

　　八个阶段：1、人口快速增长阶段（1949—1953年）。2、计划生育提出阶段（1953—1958年）。3、计划生育停滞阶段（1959—1961年）。4、计划生育困难阶段（1962—1970年）。5、计划生育全面展开艰苦爬坡阶段（1971—1978年）。6、计划生育走出困境阶段（1979—1990年）。7、计划生育健康发展阶段（1991—2000年）。8、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阶段（2000—2010年）。

　　在这两个时期、八个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大体有二十三件：

　　1.1953年“一普”显示，全国总人口突破6亿，比1949年净增6000万。短短四年，人口再生产类型迅速实现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第一次转变。国家领导人提出节育的主张“人口要有计划增长”。1953年《农业发展纲要》首次提出进行计划生育试点。

　　2.1957年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非控制人口不可”。但遭批判，计划生育试点工作受到冲击，人口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人口达7.2亿，总合生育率为6.18。

　　3.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4、1980年9月25日，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5.198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

　　6.1981年3月6日，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7.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了新修改的《宪法》。

　　8.1983年，“三为主”方针确立，山东荣城现场会推向全国。1982年“三普”，人口总量达10．3亿，总和生育率2．87。1990年“四普”，人口总量达11．6亿，年增长率降至14．6‰，总和生育率降至2．17，接近更替水平。

　　9.1991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召开了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10.1992年中央第二次座谈会上，江泽民继续强调党政一把手不仅要亲自抓，而且要负总责，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之后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1997年后增加了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到2005年已召开15次。

　　11.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口与发展领域新纪元的开始。会议达成的划时代协议——人发大会“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把控制人口的重心从生育率转向综合措施，把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相结合，与经济地位、教育和两性公正与平等相联系。人发大会引用了WHO对健康的定义，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生殖健康概念的普遍认可与接受，并将其作为人类发展优先关注的领域和共同目标。

　　生殖健康的内涵主要强调：人们能够进行负责、满意和安全的性生活，而不担心传染疾病和意外妊娠；人们能够生育，并有权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生育间隔；妇女能够安全地通过妊娠和分娩，妊娠结局是成功的，婴儿存活并健康成长；夫妇能够知情选择和获得安全、有效和可接受的节育方法。

　　12、1994年国际人发大会以后，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概念，提出生殖健康概念，提出优质服务概念。（优质服务的概念：包括充分的信息提供，良好的服务态度，充足的技术、宣传教育，体现出对人更多的体贴和关注。）国家开展了优质服务试点，开始实行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

　　13、1995年国家计生委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即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

　　14、1995年，幸福工程启动。治穷、治病、治愚。采取社会集资、小额贷款到户、滚动运作的方式，救助贫困母亲。幸福工程实施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社会各

　　界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先后在29个省（市、自治区）、300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累计投入募捐、扶贫、配套资金2．14亿元人民币，受助贫困母亲达13万余人（户），惠及家庭人口58万人。并累计为贫困母亲做健康检查30余万人次，治疗妇科病10万人次，举办各类文化、科技培训班4800期，培训达40余万人次。

　　15、1998年，国家中宣部、计生委联合开展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2000年“五普”结果表明，全国（含港澳台）总人口达12．95亿，人口年增长率为8．7‰，比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4个千分点，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的奋斗目标，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第二次转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新时期。

　　16、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出了今后10年的奋斗目标：2010年末，总人口（除港澳台）14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5‰。

　　17、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公布，2002年9月1日起施行。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将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

　　18、2002年，国家计生委启动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综合改革确立了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四新”，一是新目标——使计划生育事业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事业；二是新标准——稳定低生育水平，让人民群众满意；三是新机制——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四是新要求——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19、2002年国家计生委在全国开展了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区）活动。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了解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工作归宿点，把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计划生育工作的标准。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优质服务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

　　20、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赋予了“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协调，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的新的职能。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不含港澳台）。2006年2月26日上午8时16分（北京时间），全球人口总数突破65亿大关。目前，全球平均

　　每秒钟便有4.4个婴儿降生，每天生38万多，每天大约增加20万人，相当于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人口。

　　21、2006年12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政策体系和保障措施，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自此之后，我国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决定》总结了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30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提出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到“十一五”期末，全国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台湾）要控制在13.6亿人以内；到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

　　《决定》指出，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

　　2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的理念被引入到了人口计生工作之中，各项惠民制度不断推出。2008年，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向全国205万人发放了12.3亿元奖励扶助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惠及35万人，发放扶助金3亿元；“少生快富”工程惠及30多万户家庭，目前，各项惠民制度进一步扩大了覆盖范围。

　　2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迅猛增长，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两亿人。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555号国务院令予以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为新时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为维护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法权益提高了法律依据。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年底，我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44亿，老龄人口占总人口近1/10，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为8.3℅，也明显高于国际上通行衡量老龄化的指标7℅，二者均标志着我国已快速步入老龄化进程。未来的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同时，人口素质亟待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人口流动与迁移将更趋活跃。

　　面对新的挑战，我国的人口计生工作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关系，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总的来说，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历程，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实现了两次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根据测算，如果我国的生育率仍然维持在1970年左右的水平，那么现有总人口将超过17亿。经过30年的努力，人口的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的素质不断地提高，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缓解，我国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预计到2033年左右，我国人口达到15亿峰值，摆在人口计生工作者面前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

　　中国在奴隶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战乱频繁，总人口始终徘徊在1000万左右。进入封建社会，人口有了较快的发展。西汉为5959万人口，北宋时期（960－1127年）人口突破1亿。清朝乾隆6年（1741年）达1.43亿人口，乾隆59年（1794年）达3.13亿人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力有所发展，1840年，中国人口达4.1亿，100年间（1741－1840年），人口增加187.8%。随后的100年，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国内军阀混战，饥荒瘟疫，到1949年，中国总人口达5.12亿，仅增长3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极大改善，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迅速增长，导致50年代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当时，我国政府虽未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但已开始提出节制生育，使用避孕药具，允许有条件的人工流产。到6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我国出现了补偿性生育高峰，人口迅速膨胀，出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次高峰期持续较长，带来了严重后果。到1969年，全国总人口达8亿，妇女总和生育率高达5.72。

　　从7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并将人口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这一时期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普遍开展，我国的生育水平经历了一个显著下降的过程。但是，到1982年，人口总量仍增加到10.2亿，即经过33年时间，我国人口翻了一番。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的严峻事实，使党中央、国务院于80年代初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期，从80年后期开始，我国又进入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进入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坚持“三不变”（即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变）、落实“三为主”（即计划生育工作要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和经常性工作为主）、推行“三结合”（即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的家庭相结合），层层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和服务网络，加强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实行人口综合治理。这一时期由于党中央正确领导，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妇女生育水平显著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慢。

　　1997年与1970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33.43%降到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降到10.06‰，妇女总和生育率由5.81下降到2.0左右，低于更替水平。不足20周岁结婚的妇女占全部初婚妇女的比例已从43.05%下降到0.8%。1996年与1991年相比，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2.2岁提高到23.0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提高到24.0岁，生育第一个孩子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间隔从3.0年延长到5.0年。按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已属于低生育率国家。

　　我国广大城市已基本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农村正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广大群众婚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妇女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若按1973年的生育水平推算，20多年来，我国累计少增加了3亿多人口。特别是“八五”期间，正值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人数处于高峰期，我国不仅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平稳度过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全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